十一、纳米比亚

 

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 诗篇42:1


纳米比亚在非洲西南海岸,南面与南非毗邻,北面与安哥拉交界,东面是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由于国家政局相对稳定,在非洲所有国家中,纳米比亚的经济仅次于南非。

初来温得和克,最深的印象就是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干爽,天空非常蓝,看上去格外高,这是由于污染少、空气干燥的缘故。另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视野特别开阔、宽广。这是因为这里地大人少,出了市区,房子就稀稀落落的,没有什么遮拦视线的。高楼只在市区里可以见到,一般人住的房子只有一、两层,各种建筑风格都有,五颜六色的,好象漂亮的积木房子似的。许多房子周围都有花园,围墙上盛开着各种颜色的三角梅。以前我只见过紫红色的三角梅,可是这里可以看到白色、浅紫色、深紫色、紫红色、大红色、深红色、水红色、橘黄色的三角梅,美丽极了。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巨大的仙人掌和芦荟。

纳米比亚的华人大约有两千人,大多是生意人。我的老板是纳米比亚华人商会的会长。他在纳米比亚开了一家日用品商店,同时还经营一家生产床垫的工厂。他的日用品商店开在中国城。

所谓中国城其实是一条两头用铁门把守的大街,大街的两旁都是中国人的商店。这些商店是一、两层的楼房,楼下是店面,楼上是办公室、库房和宿舍。商店里卖的物品多是床上用品、服装、鞋帽、假发、发饰以及一些日用品和小电器。

由于中国城里的东西很便宜,许多黑人喜欢到这里来买东西。温得和克市有白人也有黑人,但黑人居多。虽然纳米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德语、荷兰语、葡萄牙语也很流行,尤其在白人中间,这是因为纳米比亚曾经是荷兰人、葡萄牙人和德国人殖民地。除此之外,黑人之间也喜欢用自己家乡部落的土语交流。

我发现这里的中国人很鄙视黑人工人,把他们叫“黑鬼”。中国人商店被烧遭抢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使得中国城两端的铁门把守更加严密了,黑人进出都要经过搜查。

和省吃俭用的中国人比起来,黑人显得好吃懒做。他们生性热情、爱玩乐,常常很快就把工资花光,剩下的日子宁可饿肚子。和中国人比起来,他们更会享受,更喜欢冒险。温得和克也有一些非常富有的黑人,他们拥有大超市和大公司。

我对黑人没有什么成见。我觉得他们热情、开朗,并且非常爱美。每个黑人女孩,无论贫富,都懂得怎样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们即使连买面包的钱都没了,床底下仍会有一长排各种款式的、适合不同场合不同季节穿的鞋子,橱子里仍不乏各种场合穿的衣裙,和与衣服相配的各式各样的手提包,首饰盒里装满了琳琅满目的项链、戒指和耳环,虽然都是廉价的仿制品,但又有何妨呢?她们有着黝黑光滑的皮肤,黑亮的大眼睛,曲线优美的体态,厚厚的嘴唇包着雪白整齐的牙齿,只要再配上一副大耳环,一件紧身T恤,一条印花裙子,一双适时的拖鞋,看上去就象皇后一样地高贵和美丽了。

说来好笑,黑人这么爱美,可是他们的头发却偏偏容易开叉,长不长。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们。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假发来弥补这一缺陷。许多黑人喜欢把假发分成一绺一绺,接在自己的头发上编成小辫子,末梢系上一些漂亮的饰物,看上去别具一格。不但女孩子们喜欢梳这样的发式,许多黑人男孩也喜欢这样梳头发。由于黑人如此需要假发,几乎每个商店都有假发卖。在纳米比亚,最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一头长发。每次去教堂,女孩子们总是好奇地摸着我的头发,问我,“这真的是你自己的头发吗?你的头发怎么能长得这么长,这么直?”

我和老板签定的合同本来是三年。可是很快地,老板和我自己都发现过惯了自由懒散生活的我不适合做文秘和随行翻译的工作。老板要我选择,要么把机票和办理签证的钱还给他,离开公司;要么下定决心改变自己,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我不知如何是好,就开始禁食。结果,老板偷偷给爸爸打电话,要他把钱寄来,总共是一万八千,否则就要对我采取措施。爸爸怕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吃亏,就寄了三万元钱来,一万八千用来还给公司,剩下的给我周转,直到我找到出路。

爸爸是个穷教师,一辈子没赚什么钱。这三万元钱是他这几年在教学任务之余,在暑假带成人培训班,天天讲课跑野外、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爸爸寄钱给我没敢和妈妈商量,后来妈妈知道了,非常生爸爸和我的气,就带着妹妹跑回老家,不愿再理爸爸。直到今天,妈妈仍不能原谅我,不肯见我。 每当我想到自己曾这样挥霍爸爸的钱,并给爸爸妈妈带来不和,就感到很心痛和愧疚。

我和公司解除合同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在公司里借住了一段时间。每天,我到城里去转,希望能找到工作的机会。结果来回路费花了许多,却没有什么线索。后来,我和在纳米比亚大学教书的黄老师取得联系,他和他的妻子就让我暂时到他们家住。

黄老师在纳大教物理,他的妻子叫张晶。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却是诚实高尚的读书人。学校给他们一套两层楼的住房。他们睡在楼上,我就睡在楼下沙发上。

黄老师夫妇不但真诚地接待我,还热心地帮我联系在纳大计算机中心工作。可是,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当时不需要新人,另外,我也害怕再碰计算机,结果没有联系成。

我又每天到街上逛,希望能找到工作。有时,我也想索性去北部以陶沙野生动物保护区玩一趟,看看狮子、大象、羚羊和斑马再回国,也不枉来非洲一趟。但我下不了决心,结果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仍在温得和克闲逛。

温得和克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天主教堂,前面有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的一侧有一个露天咖啡屋,旁边有一家基督徒艺术书店。我逛街逛累了,常到那个露天咖啡屋坐一坐,去那家书店里看一看。书店入口的架子上摆着许多温馨美丽的贺卡和书签。书店里面有许多印刷精美的基督教书籍。我在那里买了一本教儿童祷告的小书,每一页都有一幅简洁优美的素描,配上几句诗歌体裁的祷告词。我还买了一本Helen Steiner Rice Fragrance of Hope,这是一本温馨的诗集,里面的插图是清新朦胧并富有诗意的水彩画。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一本Sandy Clough When You Don't Know What to Say,里面有许多工笔的花鸟水彩插图。这些书花了我200多纳币,但我觉得非常值得。我用彩铅在空白名片和明信片上临摹这些水彩画,结果学会了使用色彩。

有一天,我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逛,忽然看到马路对面有一群年轻人,他们一会儿唱歌,一会儿大声演讲,显得热情高亢。仔细一听,原来他们正在向过路的人传福音。我心想,这可能是一帮宗教狂热分子。

当我走过他们时,他们中间有一个女孩子,看上去很腼腆羞涩,递给我一张传单。传单上印着他们教堂的地址和聚会时间。我和她攀谈了几句,发现这些人并不象我想的那样是失去理智的狂热分子,其实他们大多数是大学生。这个女孩子叫贾思婷娜,在纳大读三年级,她的谈吐温和有礼。她邀请我星期三晚上去参加他们教会的公众聚会。我说,我会尽可能去的。她说,到时候她会给我打电话。

到了星期三,我几乎把这件事给忘了,可是贾思婷娜却真的给我打电话,并告诉我在纳大门口等,他们教会会有车来接。这样一来,我就只好去了。

在车上,我看到贾思婷娜,还有好几个旁的年轻人。原来城大路远,为了方便教友,每次聚会教会都会开车接送来聚会的人。

就这样,我认识了这群“窑匠之家(Potter's House)”的年轻人。“窑匠之家”离市中心不远。星期天来聚会的大约有一、两百个人,平日里常来教会活动的有二、三十个年轻人,大多是纳米比亚大学和纳米比亚理工大学的学生,也有几个刚刚工作的年轻人,年龄大多二十出头。

我喜欢跟这群年轻人在一起。他们虽然很穷,没什么钱,却很快乐,彼此也很相爱。他们喜欢聚在一起,唱歌,读经,祷告,聊天,开玩笑,游戏,去公园野餐,做一切年轻人爱做的事情。

每天早晨6点,他们就陆续来到教堂早灵修。说是早灵修,其实并没有人主持。只是各自找一个舒服的角落,安安静静地读自己的圣经,祷告。七点过后,又陆续地离开教堂,上班地去上班,上学的去上学。他们不呆在家里灵修,而来教堂灵修,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呆在一起,即使什么话也不说。

每天晚上,吃过饭、洗完澡后,大家又会来教堂活动。每晚的活动都不一样,星期一是祷告会,星期二是戏剧表演,星期三是公众聚会,星期四是练唱,星期五是查经,星期天是公众聚会,只有星期六因为白天去街上布道,晚上就休息没有活动。每次聚会,刚到时,我常感觉身心俱疲,开始唱歌祷告后好一会儿,我才象枯萎的花草遇到露水一样,渐渐地复苏起来,到最后聚会结束时,心里则充满了快乐、友爱和感恩,身心轻快地好象可以飞起来。聚会完,大家一起坐车回家,一路欢声笑语,直到在夜色中互相道别。由于车上的位置不够,通常要分好几批。在教堂等待的人就在教堂里或是外面的走廊上聊天,互相勉励,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有一次,一个弟兄弹起吉他,大家都跟着唱起来,那更是令人开心难忘的夜晚。

白天的时候,那些暂时没有工作或没上课的人要了教堂的钥匙,把教堂打开。大家如果路过教堂,也会顺便进去坐一下,聊聊天。

星期六上午,大家就一起到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去传福音。我第一次在街上碰到他们,正值他们上街传福音的时候。每个人都要站出来大声宣讲,其他人则站在后面给他助威。这的确是对勇气和口才的极好锻炼。虽然他们一直鼓励我,但我始终不敢站出来讲。

教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宣布一次三天的禁食。这种禁食并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让个人量力而行的。记得我第一次碰上他们禁食时,他们虽然自己禁食,却告诉我,如果我以前没有禁食过,就不必勉强,不然每天禁食一餐就可以了。他们这样只对自己严格,对别人却很宽容的态度使我更乐于照他们所行的去行,比之他们真的要求我那么做更加心甘情愿。也许是因为大家一起经历了痛苦,痛苦使得大家彼此怜恤,结果每次禁食之后,弟兄姐妹之间的隔阂和误会就象冰遇到火一样融化地无影无踪,弟兄姐妹之间变得更加友爱了。

好几个弟兄姐妹为了能离教会近一点,能经常和大家在一起,放弃了远方待遇更丰厚的工作,而选择在教会附近做待遇不高的工作。

圣诞节,教会组织了庆祝晚会。弟兄姐妹们各自在家里做了吃的,带到教会里来。他们有的做了蛋糕,有的烤了饼干、馅饼,有的炸了薯条,有的煮了面条,有的带了饮料。晚上,牧师先讲道,然后才开始聚餐。大家用一次性的盘子和叉子吃饭,开心极了。纳米比亚在南半球,圣诞节正值盛夏。记得当时天气很热,教堂里风扇开得忽忽响。

我们吃完饭开始分组游戏。我把英语课的一些游戏改头换面一下教大家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我们分组唱歌比赛,看哪一组会唱更多的歌。我发现我的黑人朋友们不但歌喉美妙,还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能够自如地轮唱、合唱,互相和音。我问一个很会给别人和音的姐妹怎么懂得和音的,她说她天生就会。我们还玩了一个猜哑谜的游戏。有个弟兄极具表演才华,无论是屎壳郎、牧师讲道、癫痫病都被他表演得惟妙惟肖,让大家笑破了肚皮。我看着那一张张黝黑诚挚的脸孔,闪烁着快乐和才华的黑亮亮的大眼睛,就打心眼爱他们。

我带了黄老师夫妇和他们在纺织厂的几个朋友来参加聚会,但他们不习惯黑人聚会时那样的尽情地歌唱和忘乎所以地祷告,来了一会就告辞回家了。我则玩得很开心,一直到深夜两点多散会才离开。许多人可能不喜欢黑人聚会的狂热劲,我却很喜欢。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是个比较拘谨的人,他们的尽情和忘乎所以使我也忘记了自己,结果身心都感觉得到自由和释放。

后来,我离开了黄老师家,搬到一个叫安吉琳娜的姐妹家去住。她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黑人女孩,在她舅舅开的公司里上班。她和一个叫米歇尔的葡萄牙裔姐妹合租一间狭小的平房住。我们三个人只有一张单人床,每天晚上两个人睡床铺,一个人睡在地板床垫上,早晨起来,再把床垫收起来。

安吉琳娜和米歇尔虽然没有什么钱,但还是把她们的面包分给我吃。我们每天只有面包和花生酱吃,偶尔会去超市买一包薯条夹面包吃。许多时候,我们一天只能吃得上两餐饭。但我们在一起仍觉得非常快乐。

每天早晨天没有亮,我们就起床。梳洗完,吃一点东西,就出发去教堂。那时,天还没有大亮,星星和月亮还没有消退,空气清新极了。我们穿过几条马路,走不到十分钟就看到教堂了。推开虚掩的门,里面灯光明亮,早来的弟兄姐妹已经在那里安安静静地读经祷告了。我们也各自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开始灵修。

有一次,我到一个叫达琳的姐妹家去过夜。她当时失业,连坐出租车的钱都没有了。晚上,我们没有吃什么,就睡下。第二天早晨4点多,我们就起来。梳洗完,大约五点钟,我们就出发去教堂。达琳家离教堂很远。我们出发时,天还很黑。路上除了我们俩,一个行人也没有。辽阔、宽广的大地还在夜空之下沉睡,远方地平线上是 黑乎乎的、低矮而连绵起伏的丘陵。达琳怕我走不动,一路教我唱一首黑人小调,使我忘却了疲乏。渐渐地,东方的天空一点点变亮了,太阳在广阔的大地上升起来了。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教堂。那时,已经快7点了,但我们心里却感到很快乐。

“窑匠之家”的弟兄姐妹们还使我学会了画肖像。那时,我随身带着一套鸟类的识字卡片和那本高尔基的《在人间》小儿书,一有空就拿出来临摹。有一次,我把我临摹的画给一个弟兄看。他看着我说,“你能把我画下来吗?”我连连摇头说不行。他说,“你肯定行!”于是,就坐在我面前,硬是要我画。我只好硬着头皮画,没想到,画完一看,还满像的。从此,我就常给弟兄姐妹们画像。

那段时间,我虽然经常吃不上饭,心灵却感觉轻快活跃。回国后,与非洲相比,我常感到国内的生活太富裕和安逸了。也许这正是国内教会常处于昏昏欲睡状态的原因吧?

在一次三天禁食时,我内心深处感到我最渴望的并不是到处流浪冒险,而是能到一个靠近大自然的乡野地方,自己栽种食物,过简单淳朴的生活。虽然我很喜欢跟“窑匠之家”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但我发现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我不一样。他们所向往的是去新的地方冒险,是生活中充满惊险和意外。只有安吉琳娜比较理解和欣赏我的理想,常要我把想法说给她听。

我的签证是三个月到期,我续签了两次,到第二年三月份,还是没有找到工作。这时,爸爸寄给我的钱已经用完了。虽然,如果我把返程的机票卖掉,去申请上一所大学,仍可以在纳米比亚留下去,但我忽然觉得累了,不想再这样毫无目的地冒险下去了,于是决定四月初回国。

这样在纳米比亚流浪了5个月,既没看到大象和狮子,也没看到羚羊和斑马,我又登上飞机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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